12月1日，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在伦敦金融城晚宴上发表了关于外交政策的演讲。在这个象征着英国政商精英传统共识的场合，斯塔默以“清醒的现实主义”(clear-eyed)为工党政府的对华政策定调，试图在动荡的国际变局中锚定英国对华态度的新坐标。尽管这一表态在形式上仍未完全摆脱西方传统的“国家安全”与“经济合作”二元对立叙事，但却传递出工党政府试图努力修正既往对华外交路线，在复杂的对华关系中寻找共同利益的明确信号。
斯塔默在演讲中意图悬置意识形态的影响，将英国对华政策拉入积极务实的轨道。他强调要“抛弃忽冷忽热的二元框架”，试图在“彻底脱钩”与“无视风险”的极端论调之外，开辟一条能够统筹国内对华诉求的中间道路。在英国政府的外交架构中，这条道路既需承载伦敦金融城对经济增长的迫切需要，又需回应英国政治保守势力对所谓国家安全的传统关切。
2025年末，英国社会经济总体呈现出“通胀企稳，但增长乏力”的修复特征。虽然此前的高通胀已回落至温和区间，但受制于长期低迷的生产率和高企的公共债务，GDP增速依然缓慢。高昂的借贷成本限制了企业投资和政府财政刺激的空间，生活成本危机的余波仍存，居民实际购买力的恢复尚需时日。在社会公共服务层面，结构性矛盾依旧非常突出，公共服务体系面临巨大压力。在“脱欧”后的持续调整中，英国正急于寻找新的外部经济增长点，以缓解内部的结构性焦虑。因此，对于将“经济增长”视为执政首要使命的斯塔默而言，这种平衡不仅是一种策略性缓冲，更是他以此为基石试图推动各项务实合作落地的政治前提。
然而，就当前英国政治局势而言，工党政府的对华外交意愿在实践层面必然受制于英国内政日益混乱的局面，也必将遭遇来自英国内外多重政治势力的阻挠与打压。受制于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与跨大西洋关系的束缚，英国政界始终存在一股顽固的反华势力，他们不断固化“中国威胁论”的叙事模式，以“国家安全”名义破坏英国政府任何形式的对华接触。即便在工党内部，斯塔默也必须应对党内反华势力以价值观对立为理由的政治施压。更为棘手的是，以改革党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崛起，为英国政治注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英国改革党具有鲜明的孤立主义特征，倾向于将英国内部的社会经济结构性危机归咎于外部因素，这种政治论调大大压缩了理性探讨中英关系的舆论空间。在当前大国博弈的时代背景下，英国在外交战略上始终受制于跨大西洋关系的传统格局，自主外交空间日益狭小，与美国利益捆绑是英国政府在西方联盟内维持话语权的必然选项。工党政府上台之初就强调对华外交的现实主义立场，并积极检讨英国“脱欧”以来的对华政策，但是，斯塔默政府至今裹足不前，难以真正有突破性举措，原因就在于此。
尽管双方在政治互信层面时常遭遇寒流，面临着地缘博弈加剧及外部“脱钩断链”论调的干扰，但植根于两国经济基因深处的互补性，始终像一股潜流，强劲地推动着双边关系破浪前行。
英国作为金融业、服务业大国，其在绿色金融、专业服务及高端制造领域的优势，与中国正在推进的高质量发展和能源转型在战略上高度契合。脱离中国在光伏、风电及电池领域的产业链支持，英国的绿色增长愿景必将难以实现。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地缘政治图景中，中英关系的发展轨迹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韧性，这种互补性首先体现在产业链与市场的深度嵌合上。中国正在经历从“世界工厂”向“智造强国”的转型，拥有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这不仅为英国的高端消费品牌、汽车工业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增量市场，更为其优势技术提供了落地转化的最佳土壤。英国商界普遍认为，英国在生命科学、航空航天及高端精密制造领域的研发优势，恰好需要中国强大的供应链整合能力和大规模应用场景来实现商业价值的最大化。
其次，服务贸易与绿色经济正在成为中英经济深度合作的新引擎。英国作为老牌发达经济体，其在现代金融、法律咨询及资产管理方面的深厚积淀，与中国当前追求高质量发展、推进金融开放的需求高度契合。伦敦作为重要的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更是连接中国资本与世界市场的关键枢纽。此外，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议题上，英国在低碳技术与绿色金融规则制定上的经验，与中国在光伏、海上风电等新能源领域的产能效率形成了完美的互补，双方在“双碳”目标下的合作潜力远超竞争。
事实胜于雄辩，近年来中英双边贸易额的逆势增长清晰地表明：政治噪音无法阻断国家利益的现实追求。只要双方基于深层利益的共生关系，坚持务实导向，尊重经济规律，中英共创双边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完全可以期许的。在这一意义上，斯塔默对华关系的演讲展现了英国政府为国家未来计的务实担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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